走出“变与忧” 中国民营经济困局待解

浏览: 作者: 来源: 时间:2021-05-28 分类:行业动态
民营经济正开拓新格局,但也多次敲响警钟。中国民营经济如何“再出发”,决定着未来中国经济的质地与活力。

【侨报12月27日社论】2018年是中国经济“稳中有变,变中有忧”的一年。撑起了中国经济半壁江山的民营经济,这一年所遇到的“变与忧”因素格外凸显,长期以来背负的三座大山“市场的冰山、融资的高山、转型的火山”前所未有地沉重。

这一年,民营企业家经历了多个“至暗时刻”。比如,熊市阴影之下,上半年开始发酵的股权质押平仓风波,导致多家上市民企易主、股价闪崩,不仅重挫资本市场信心,加剧金融风险,也使民企资金链紧张的局面无限放大。再比如,9月份有人抛出了“民营经济离场论”,引发了社会大讨论,一度给民营企业家、给整个社会带来极大困扰和焦虑。

尘归尘,土归土,“至暗时刻”已经淡去。从地方政府的驰援行动,到最高层的定调“三个没有变、一个不能变”,都反驳了民营经济离场论的荒谬,强化了民营经济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可或缺。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大会上,17位民营企业家荣列“改革先锋百人名单”,所释放的信号在于——中国的改革开放史,也是一部民营经济的发展史和崛起史、民营企业家的创业史和壮大史。

站在改革开放40年的节点上,“贡献了50%以上税收,60%以上GDP,70%以上技术创新,80%以上城镇劳动就业,90%以上新增就业和企业数量”的民营经济必定不会离场,毫无疑问已是国家共识,但是,民营经济深陷困局、亟待突围,却也是十分紧迫棘手的现实。

当前中国民营经济的困局,是多种内外因素相互叠加、新老问题长期积累的结果。

国际上保护主义抬头,美中贸易争端胶着,全球供应链洗牌效应加剧,出口型民企景气受挫;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大背景下,去产能、去金融杠杆等政策效应下,民企生存空间缩小、转型困难,银行更加惜贷甚至断贷;环保、社保、质量、安全等历史欠账较大的方面监管加强,民企负担骤然加重;经济好的时期,一些民企激进经营、大肆扩张,却也积累了同等的债务风险,经济下行压力大时一触即发。

就像一个错综缠绕的毛线球,民营经济困局之解,需要中国方方面面综合施策:

短期方面,大规模注入国资“拆弹”股权质押风险,推出配套政策鼓励金融机构向民企放贷,缓解融资难融资贵;长期方面,倡建“亲清”政商关系为企业排忧解难,创建智库为民企转型出谋划策,减税减负为企业降低成本;市场建设方面,全面推出负面清单制度,融化“看到政策,无法享受;看到空间,无法进入;看到机会,无法把握”这样的市场冰山,优化营商环境;法治建设方面,明确提出保护企业家的人身和财产安全,张文山、牟其中等民营企业家案件的重审重判释放了积极信号。

然而,综合施策在解决问题的同时,又可能伴生新问题。比如,通过注入国资为民企增加信用资质的做法,被有些人误解为新一轮的“国进民退”,引发民营资本被吞噬的忧虑,民资并入国资后的活力削弱问题也遭到评判;在“救民企”的政治正确下,不加甄别地滥用救援举措,以行政导向而非市场导向,“救活”债务大业绩差的民企,对参与各方意义何在?这既折射出改革开放40年间国资与民资长期博弈竞合的根本性矛盾,也拷问了行政手段与市场取向平衡问题。

除了国家层面的“有为”,民营经济困局之解,同样离不开企业家自身之变。中国逐步进入更讲规则讲规划的时代,“富贵险中求”的野蛮生长时代一去不复返,豪赌心态、投机心理已不合时宜;“不转型等死、转型怕转死”没有出路,既要丢掉依靠旧有模式延续企业的幻想,也要找回当年解放思想、创新求变的企业家精神,开拓出转型新路。

在电子商务、移动支付、社交、物流、信息服务等新经济领域,民营经济正开拓出新的格局,但伴随着创新的风险也多次敲响了警钟;传统行业的民营企业家们,则面临着如何抓住第四次工业革命契机“突变”的命题。中国民营经济如何“整装再出发”,决定着未来中国经济的质地与活力。(年终社论之中国经济篇)

(完)